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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教养、国民素质与邻避效应:中国人准备好垃圾分类了吗?–老余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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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林子人,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成为国内首个通过人大立法方式强制垃圾分类的城市,乱扔垃圾的个人将面临50~200元的罚款,单位将面临5000~50000元的罚款。为了落实垃圾分类,上海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林子人,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成为国内首个通过人大立法方式强制垃圾分类的城市,乱扔垃圾的个人将面临50~200元的罚款,单位将面临5000~50000元的罚款。为了落实垃圾分类,上海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共发布18个配套文件,包括宾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目录、餐饮行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用品目录、公共机构限制使用一次性用品目录、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查处规定等等。

垃圾分类在中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分类垃圾箱在全国各大城市均能见到,但由于一直缺乏强制措施,垃圾分类往往流于形式。然而“垃圾围城”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根据世界银行《真浪费》(What a Waste)报告的数据,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城市固体垃圾(municipal solid waste)制造国,仅2017年就制造了2.1亿吨城市固体垃圾。此次上海立法强制实施垃圾分类,是中国下决心应对垃圾问题的开路之举:6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包括上海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正在逐步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到2020年底,这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从6月开始,进入强制垃圾分类倒计时的上海就开始了密集的宣传推广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势围观”。既有上海人的自嘲,也有非上海人的“幸灾乐祸”。然而随着信息的进一步普及和强制分类措施的步步落实,相对轻松的调侃中也出现了严肃的反对声音,认为中国人的素质还没有达到能够人人做到垃圾分类的地步。另外一种声音则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指出终端垃圾处理的细节较为模糊,实施垃圾分类成效可疑,既增加了城市管理者的监管成本也增加了个人的时间成本,得不偿失。

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是否真的说明我们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操之过急,它终将因国民素养不足而沦为又一场“运动式环保”?人们对垃圾分类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否就是明知能造福全社会但“别在我家后院”心态的反映?反过来讲,这种邻避效应是否只是人们的自私,而对社会进步没有半点益处呢?

从“新生活运动”到垃圾分类:国民素质准备好了吗?

从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到如今的扔垃圾要分类,事无巨细的、针对民众生活行为规范的文明教化行动长期出现在公共话语之中,一方面印证了国民素质有待提高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对于改进国民身体教养、打造文明社会的焦虑。回顾中国近代史,规训国民生活行为的政治运动可追溯到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至3月,蒋介石在江西省南昌市进行了一系列演讲,主张“我们现在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饭’之中,就是要从‘蔬米布帛’‘家常便饭’做起……我们要有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就要从不乱吐痰做起”。新生活运动就此拉开序幕,经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直至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统治结束为止共持续了15年之久,然而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却以失败告终。

《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作者、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深町英夫认为,新生活运动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培养近代国民,通过衣食住行的规范打下国家力量的基础。为此,国民党试图构建某种秩序或规范,例如出版新生活丛书,为不同的阶层和职业群体提出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实践方法。

《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日】深町英夫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7月

然而由于缺乏推行秩序规范的制度化渠道和深入广大农村地区的管理手段,新生活运动流于形式主义的群众动员,其不可持续性导致了最终的失败。“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是通过这种集体生活,用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了这种身体教养,把老百姓改造成近代国民。不过这种条件是民国时期的中国所缺乏的,因为经济还不够发达,而且军队的征兵制度没有处理好,工厂就更不用说,近代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在深町英夫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的方法就是比较强调非制度性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运动这个方法。”

但深町英夫也不完全认可胡适对新生活运动是政治秀的批评,因为培养有素质的国民是每个国家完成近代化的重要前提。他在接受界面文化的采访时指出,“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富国强兵,为此需要的就是有足够的力量和健康的国民,没有这种国民的存在,不能建立起富强的国家。所以西方也好,日本也好,所有的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都进行了身体的教养。”

很大程度上来说,国家发起包括强制垃圾分类在内的“身体教养”,折射出社会精英对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文明发展速度的深刻焦虑。而对国家动用行政力量规范民众行为的质疑则是硬币的另一面,即担心国民素养和道德观念恐怕仍未达到能够推行一种全新的、利他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水准。

《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熊培云 著新星出版社 2016年4月

人类学家阎云翔则提出当下中国形成的“无公德的个人”的现象。公德形成的前提是承认权利义务的平等,即“个人的自尊、自立、自制,以及他人享有的同样的权利”,体现在政治公德和私人公德(文明礼貌)两个层面。然而中国社会在权利义务平等的观念上呈现出令人担忧的缺失,形成私人领域“过度自由”,政治公德自由空间不足、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局面。

尽管如此,时代发展带来的公德观念进步亦是有目共睹的。深町英夫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他惊讶地发现中国人上下车都不排队。与那时相比,他认为现在普通中国人越来越有礼貌了。阎云翔注意到,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城市的公共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健康的变化,这与整个代际变化连在一起,表现在年轻一代在遵守公共秩序方面远远优于年长一代。他认为这反映了“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观念变化,与此同时,他指出中国社会在政治公德方面也出现了改善,例如动物保护主义、环境保护、尊重生命等观念的兴起。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家庭、爱情与亲密关系(1949~1999)》阎云翔 著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我们能够看到,公共舆论对违反公德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现代社会,漠视和不遵守规则会侵害他人的利益,甚至进而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利益。所谓文明的国民,其本质就是遵守社会规则、保持自我与他人合理界限的公民。如果说新生活运动最终流于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缺乏“社会制裁”,只能通过“政治制裁”和“法律制裁”去规训民众,那当下中国由于公德观念进步已经形成了“社会制裁”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垃圾分类——尽管开头困难不少——能够慢慢步入正轨,融入人们的公共生活。

垃圾分类中的邻避效应:人们的抱怨就是自私吗?

在环境保护是当下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些人规避直接批评垃圾分类本身,而是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去论证强制个人进行垃圾分类的规定是对社会人力成本与个人时间成本的不合理要求,并且剥夺了以捡垃圾为生的社会底层群体的营生手段,打乱本已成熟的垃圾回收链条。

这类观点看似合理,但也有强烈的不愿为造福所有人的社会事业(social cause)付出个人代价的嫌疑。城市治理学者将这种心态称为“邻避效应”,即当地方公众面对可能对周边环境和自己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建设时,尽管承认设施的必要性,但依旧抵制政府将此类设施建设到自家周边。“邻避”(NIMBY)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奥黑尔(Michael O’Hare)在1970年代提出,其英文缩写的全称是“Not in My Backyard”,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邻避效应最初是指民众对在周边环境中建设公共设施的抗拒(比如建设核电站、垃圾填埋场、化工厂等有环境风险的设施),然而这一概念也适用于民众支持某一社会提案(如缩减预算、增税、移民或节能减排),但反对该提案以影响自己生活、要求自己做出牺牲为代价施行的情况。在强制垃圾分类的支持者看来,提出上述反对意见的人恰恰体现了邻避效应的自私心态。媒体人陈迪对此评论称:

“所有人都知道人类制造垃圾的速度一定远远高于垃圾回归大自然的速度,但是永远有人在讲风凉话,就是因为他们把‘看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这套人生小哲理给玩得太溜了。中国农村乡镇为城市发展牺牲太多了,包括它们大量提供着掩埋城市垃圾的土地,这反过来却让很多城市居民对于垃圾的实际威胁缺乏触感。”

然而将邻避效应独独归结为妨碍社会福祉的地方狭隘自私亦有失公允。公共管理学者王佃利在《邻避困境》一书中指出,邻避效应源自所有人的利益与设施周边民众承担生产或运营成本之间不对称的分配结构引发的利益冲突。鉴于邻避设施的生产事关设施所在地每一位居民的切身利益,居民不仅有拒绝邻避设施的权利,也有参与邻避设施协商的权利,“当意见表达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时,他们必然会借助群体的力量,通过非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利益诉求。”

《邻避困境》王佃利 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更重要的是,邻避困境的“冲突-协商”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也有其积极意义。在对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四起邻避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巴塞罗那大学学者Valeria Paul i Carril指出,尽管当地反对者确实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但他们通常也提出了城市规划中切实存在的,却被地方政府和开发者忽略的问题。Carril认为,反对者是确保任何城市发展计划论证合理充分的必要组成部分。

就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而言,邻避效应也曾发挥了正面作用。FT中文网撰稿人寇步云指出,广州曾于2009年试图推广垃圾焚烧,计划在广州南部的番禺区兴建五座垃圾焚烧厂。媒体与公众迅速发现了垃圾焚烧厂项目的许多漏洞,其中最关键的漏洞在于没有完备的垃圾分类措施,单独采取焚烧处理垃圾的手段会带来严重的污染排放问题,依然无益于改善垃圾处理现状。在市民的强烈反对下,广州暂停了垃圾焚烧厂营建项目,改为推行垃圾分类。

保护环境事关全社会的福祉。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更清洁、更安全、更健康的社会里。垃圾分类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其中一条路径——也许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如果因此踟躇犹豫,改变就永远不会发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反对的力量”,因为它们也将作为形塑社会进步的一个推手发挥作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林子人,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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